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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在云南的傳播
馬克思主義在云南廣泛傳播，為中共云南地方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開創了云南革命歷史的新紀元。云南各族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
伴隨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云南初步傳播
1915年，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出版為標志，在全國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畢業于北京大學的龔自知等人于1917年在昆明仿效《新青年》，創辦了《尚志》雜志，宣傳民主與科學。《尚志》1919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3期，轉載了李大釗的《布爾什維主義之勝利》，系統地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的一些觀點，并發表了題為《一九一九年》的社論。云南的一些報刊紛紛效仿。1918年，云南留日學生張天放等在昆明創辦《救國日刊》，省立第一中學學生楊青田等人創辦《學生愛國會周刊》，介紹進步思想，并經常轉載《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上的文章。云南省政府機關報之一的《義聲報》，也以《最近傳達新思想之機關》為標題，介紹了《少年中國》《新中國》《解放與改造》《民鐸》《星期評論》《新教育》《新生活》等14種內地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云南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與此同時，內地一些進步刊物和書籍涌入云南，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爭相傳閱。
在新文化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在云南得到初步的傳播。
五四運動掀起了馬克思主義在云南傳播的熱潮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正在北京讀書的云南籍學生王復生、王有德、施滉等人，奮勇投身運動。5月23日，云南《滇聲報》報道了五四運動的消息。省立第一中學的楊青田、段融生、張四維、張舫等人聞訊后，立即起草和制作了題為《緣起》的傳單，動員全社會迅速聲援北京學生的斗爭，得到了廣大青年學生和市民的普遍響應。6月4日，昆明召開了近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通過了大會宣言和致全國及在巴黎的中國專使的通電。會后，與會群眾舉行了示威游行，其規模和聲勢在昆明都是史無前例的。
五四運動的爆發，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云南的傳播。《滇聲報》于1919年5月先后登載了列寧和李卜克內西的傳記，以崇敬的口吻頌揚他們的功績。1920年3月又以《馬克思逸話》為題，連載了一篇讀馬克思傳的讀后感，稱馬克思是“十九世紀后半的大思想家大革命主義者”，并高度評價馬克思的學說。這些出版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評價，在云南知識界、文化界，特別是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五四運動的革命斗爭直接引發了云南青年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追求和學習，由此擴大和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云南的傳播。1920年，云南五四運動中的中堅分子楊青田、柯仲平、姚宗賢、張舫等秘密組織“大同社”，研究社會主義，探討國家的前途。杜濤在蒙自發起“勞工團”，探索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道路。與此同時，由青年學生創辦的《救國日刊》《學生愛國會周刊》《云南學生》等，均不懈努力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團結和喚醒了一大批優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伴隨云南青年學生渴求了解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意識的增強，大批馬克思主義和有關社會主義革命的書刊涌入云南，其數量之多，前所未有。據《云南書目》的不完全記載，從1919年至1924年的5年中，僅昆明市就有46種報刊問世。《滇潮》和《曙滇》，是云南新文化運動發展和深入的標志，它不僅登載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發表揭露和抨擊軍閥統治的政論，還注重傳播馬列主義，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除報刊中經常有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外，為了適應圖書市場的需要，云南各地開始出現了專門經營圖書的書店，如亞新書店、日新書店等。這一時期傳入云南的書籍中有不少是馬列著作，如《共產黨宣言》《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哲學的貧困》《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還有介紹馬列主義的書籍，如《社會主義史》《共產主義ABC》《勞農俄國》等，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云南的傳播。
云南革命先驅為傳播馬克思主義作出突出貢獻
受五四運動洗禮的一代云南進步青年學生，懷著要求改造社會的強烈愿望，積極尋找救國救民真理。他們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云南最早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這些革命先驅以學習、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己任，不遺余力將馬克思主義播撒于省內外，傳播回故鄉云南，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作出突出貢獻。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倡導和組織下，五四運動的中堅分子在北京秘密發起成立國內最早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云南籍學生王有德、王復生是19名發起人中的成員。1921年，王復生的胞弟王德三也加入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并和王復生一起擔任了法文組的翻譯工作。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是后來北方建黨、建團的基本成員，絕大多數會員成為早期黨、團組織成員，并擔任黨、團工作。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王復生即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2年，經羅章龍介紹，王有德加入中國共產黨；經鄧中夏介紹，王德三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國外，云南劍川白族青年張伯簡于1919年底赴法國勤工儉學。期間，他參加了由趙世炎、李立三等人組織的“勞動協會”和法、德兩國的工人運動，在斗爭實踐中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1年，他在德國加入了共產黨。1922年，他同周恩來、趙世炎等在巴黎共同創建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并被選為組織委員。他身在異域，卻時刻關心家鄉的革命，寫信給云南學聯，鼓勵青年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1922年秋，張伯簡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況進行了解和研究，成長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撰寫的《社會進化簡史》，是國內最早用唯物史觀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著作，毛澤東曾將此書作為學習唯物史觀和社會發展史的書目予以推薦。
曾任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學生會會長的云南人施滉， 1924年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留學，在舊金山旅美華僑和中國留學生中成立進步組織，開展革命活動，聲援國內革命斗爭。1927年加入美國共產黨，任美國共產黨中國局首任書記。在美共中央領導下，在美國東部和西部的華僑工人、中國留學生中宣傳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開展建黨工作，參加美共組織的革命斗爭和支援中國革命的各種活動。他雖然身在異域，卻時刻關心家鄉的革命，寫信給云南學聯，鼓勵青年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
云南青年努力會和云南革新社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
在全國革命形勢高漲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云南省內一批革命青年也積極行動和組織起來。1924年底，云南省立第一中學圖書館管理員李國柱，以“喚醒云南青年”為宗旨，在省立第一中學進步學生中秘密組織了“云南青年努力會”。經過兩年的發展，到1926年底，會員幾乎遍及昆明各中等以上學校，成為領導云南青年革命運動的核心力量。
為滿足青年努力會會員及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愿望，進一步在云南傳播馬克思主義，青年努力會于1926年初開辦了云南書報合作社，會員多方籌資，銷售《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及《向導》《中國青年》《政治生活》《革新》《鐵花》等書刊。青年努力會會員還利用假期返鄉的機會，到全省各地出售進步書刊，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革命思想，動員云南各界群眾，特別是青年行動起來，投身國民革命。
1925年9月，共青團云南特別支部成立，李國柱任書記。它團結組織青年努力會成員，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規定青年努力會成員要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及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作為必讀書刊認真學習，并在進步青年中廣泛傳播。
1925年秋，以在北京高等學校就學的滇籍中共黨員為骨干，在北京成立了“云南革新社”，其宗旨是“團結云南革命青年，砥礪訓練，鉆入社會的中心，作根本的、實際的改造”。云南革新社總社主要負責人為王德三、李鑫、王復生、楊青田，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昌、廣州等地設立分社，社員總計達100余人。云南革新社的主要領導人基本上都是云南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其成員大多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及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
云南革新社在開展革命斗爭的同時，還積極主動地向云南傳播馬克思主義。1925年10月1日，云南革新社在北京創辦了社刊《革新》，對在云南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啟發省內青年投身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1926年3月，為適應革命形勢和組織發展的需要，云南革新社改名為新滇社。
省外的革新社（新滇社）和省內的云南青年努力會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在開展革命斗爭的過程中，他們互相配合，遙相呼應，促進了云南青年和各族人民的政治覺醒，同時也培養鍛煉了一批革命骨干，為中國共產黨組織在云南的創建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作者單位：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