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民魚水情”，是個耳熟能詳的一句話。連日來，記者奔赴祖國的西南邊陲——云南省，一路追尋紅軍長征的足跡，聽到最多、感觸最深的就是這句話。80多年前的紅軍長征，為這個詞作出了最好的闡釋，也賦予了它更多血脈相連、性命相托、民族團結的含義。

在敵軍大部隊的圍追堵截下，1935年至1936年間，中央紅軍及紅二、六軍團先后輾轉踏上這片紅土地。作為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有52個民族，是典型的少數民族聚（雜）居區。兩路紅軍經過云南當時的33個縣境，爭取到了各族人民最大程度的支援和幫助，從而戰勝了長征中的艱難困苦，最終走向勝利。

面對不同語言、不同生活習慣、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兄弟，紅軍何以能夠贏得信任與支持，簞食壺漿迎送紅軍、義無反顧參加紅軍，甚至是舍生忘死保護紅軍、不顧危險救治紅軍？“模范的實際行動”和“嚴格遵行的民族、宗教政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紅軍過麗江，沒放一槍，也沒打一仗

紅二、六軍團長征過麗江時，當地有這樣一句老話：“石頭不能當枕頭，漢人不能做朋友。”紅軍的到來，打破了這流傳已久的俗語。

“軍紀嚴明、待人和氣、不擾民，是紅軍留給當地百姓的最初印象。”在麗江市七河鎮東關村，76歲的納西族老人和文戩向記者講述了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那是1936年4月24日，坐落在茶馬古道上的東關村迎來了長征路上的紅二軍團。“這些戰士，見人說話開口都是‘老表’、‘老板’地叫，和氣得很。每到一地，他們都和群眾主動攀談，廣泛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抗日救亡的道理，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村里人見了，都說這是支能成大事的隊伍。”

和文戩說，剛進村時，村民并不了解這支隊伍，大多不敢出門。隨著了解的加深，第二天，來看紅軍的人便多了起來。而紅軍也做足了“功課”，遵循麗江人“見紅有喜”的習俗，專門給所有馬匹戴上了大紅花，高高大大又喜氣洋洋，場景很是壯觀。

“紅軍很是艱苦，長途跋涉而來，軍裝大都在路上刮破了，但紅色五角星帽子仍然都戴得工工整整，軍容十分整齊。”為了不驚擾百姓，這支隊伍不進村民家，都是露營在樹林、田埂間，“所到之處，秋毫無犯”。

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卻處處關懷百姓，給百姓以豐厚回饋。和文戩聽老輩人講，當時還有紅軍給村里的一個孕婦送了半條棉被。“太不容易了！紅軍本身就很艱苦，很多都是一條被子兩個人蓋、有的半條被子也是兩個人，卻給了孕婦半條被子，聽說被子里還放有一些宣傳標語。”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視民族問題，把解決民族問題視為中國革命總問題的重要部分。”有專家研究指出，長征之前，黨制定的解決民族問題的綱領和主張，為紅軍長征順利通過民族地區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早在1934年11月，紅軍總政治部就作出《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指出：“野戰軍今后的機動和戰斗，都密切關聯著爭取少數民族的問題。這個問題之解決，對于實現我們的戰略任務有決定的意義。”

“指示”提出了兩個“必須”：各軍團政治部必須立即把這個問題提到最重要地位；各部隊必須向全體戰士解釋爭取少數民族的重要性，及必須的注意事項。當時制定的政策中，就包含“嚴格政治紀律，絕對不許對少數民族有任何騷擾……”“動員全體戰士向少數民族廣大群眾宣傳紅軍的主張，特別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等內容。

在這樣的明確指引下，長征所過之地，與民族同胞的感人故事舉不勝舉：有群眾煮了幾個土豆送給紅軍，紅軍戰士硬是放下了兩塊銀元；有老人提出一桶井水，放在自家門口供紅軍飲用，喝水后，紅軍戰士給桶里丟下一枚銀元；在云南籌措的軍用物資，紅軍也都是以高于市場數倍的價格購買……

紅軍在過云南的時間雖然不長，卻樹立了極高威信。“僅以麗江為例，紅軍沒放一槍，也沒打一仗，兵不刃血卻實現了順利挺進。”有史料記載并評價：在古今中外的戰斗史中，這都稱得上是一個奇跡。這段史實，后來還被稱為是“紅軍熟練運用中華傳統軍事戰略‘天時、地利、人和’的經典戰例”。

“不是我給紅軍帶路，是紅軍給我帶了路”

在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專家陳祖英看來，“這樣的‘人和’，可以用幾個字概括——即‘革命成果與百姓共享’。”她進一步解釋：在云南一線長征中，紅軍打下21座縣城，所到之處，無一不是開牢釋囚、嚴懲地霸；體貼百姓，買賣公平；開倉濟貧，秋毫無犯，并通過各種形式，廣泛宣傳黨的主張和紅軍的宗旨。“正是這樣的作為，使紅軍與各族人民建立了休戚與共的感情，為長征勝利打下堅實基礎。”

納西族青年桑樂天，曾為紅軍做向導，帶著紅軍一路北上渡過金沙江。但在1985年，72歲的桑樂天在為當時的麗江縣委黨史資料征集辦講述歷史時，卻一再說明：“不是我帶紅軍的路，而是紅軍為我帶了路。”

那是1936年4月24日，被囚禁在麗江監獄的桑樂天迎來了命運的轉折點。這一天，紅二軍團來到大研鎮。遠遠的，大牢里的桑樂天就聽到了人喧馬嘶聲，一隊佩戴槍支、帽綴紅色五角星的人隨后進入監獄。

“他們砸開牢門，將里面的人都放了。”據桑樂天的侄孫桑增光講述：“我四爺爺家很窮，被有錢人欺負，含冤進的獄。紅軍來了，四爺爺被放出來。紅軍還帶著理了發，發給每人一身衣裳和3塊大洋做為回家的路費。

當天從牢里放出來的48人，都是和桑樂天一樣的勞苦群眾。對為他們帶來新生的紅軍，納西族民眾感激不盡。得知紅軍即將北上抗日，搶渡金沙江前需要籌措糧草，大家紛紛出動，奔走相告。

很快，就召集到了34個裁縫師傅。他們帶來17部縫紉機，為紅軍晝夜趕制衣帽、糧袋。有史料記載，有裁縫一晚上就趕制了37頂軍帽、16條短褲，還有的兩天兩夜縫了280條米袋，186頂軍帽，15條短褲。

“據四爺爺講，當時縫制軍帽最難的是剪紅五星。”開始時，大家費盡心思，就是剪不出一個規則的。后來在紅軍指導下，慢慢掌握了要領，將布提前折疊，一剪子就出來好幾個五角星。

當地的士紳、實業家也行動起來。到麗江時，紅軍手里只有云南地方貨幣——“滇票”，但渡過金沙江，進入藏區就不能在市面上使用。把剩下的滇幣兌換成銀元，成為紅軍的迫切需要。

麗江實業家牛翕夔知道后，立即找到商會成員，把有能力將滇票兌換成銀元的商戶都組織了起來。在他們的幫助下，紅軍兌換了一包包被封得嚴嚴實實的銀元，足有兩大簸萁。

這樣的命運相連、利益與共，使紅軍在云南的軍事行動中得到了各族人民的鼎力配合。為幫助紅軍擺脫追擊，搶占重要陣地，熟悉地形路況的當地群眾主動帶路，為紅軍贏得寶貴時間，爭取了作戰主動。金沙搶渡中，各族民眾不顧反動政府的恐嚇威脅，幫助紅軍尋找被藏匿的渡船，修復破損船只，或為紅軍扎制竹筏。

據不完全統計，在皎平渡、洪門渡、石鼓渡為紅軍劃船的船工有73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打破因水流湍急、危險異常而形成的“金沙不夜渡”的傳統，夜以繼日，將紅軍擺渡過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

在石鼓渡江時，因軍馬受驚，一只船失去平衡翻入江中，四五十名紅軍落水。船工彭老三掌舵的另一支木船，和撐筏趕來的當地青年尹學富，奮不顧身參與救援。在與冰冷的江水搏斗中，大家合力救出20多名戰士，船工周長壽卻在搶救過程中獻出生命。

清真寺墻上的紅軍標語，見證民族團結

“長征過程中，黨的民族政策也在不斷進行修正。”陳祖英介紹，進入藏區后，紅軍更加強烈地意識到，這里的土司、頭人、活佛、喇嘛等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多在當地擁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在號召群眾方面，往往能起到很大作用。”

而在當時，紅軍雖然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但卻面臨著更大的困難：高聳的雪山、無邊的草地需要翻越，又是極寒氣候，還有特殊的少數民族風俗習慣，都需要付出更大的力量搞好與當地各族民眾的團結，以順利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目的。

進入藏區，紅二、六軍團召開“中甸會議”，確定了7項政治紀律。其中包括：嚴禁進駐喇嘛寺、不準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藏民不在家不準進屋、嚴禁莊稼地里放騾馬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一路走來“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軍，明確作出“保護土司頭人、小商販的財產，藏民地區不打土豪”的規定。

“不僅制定，每一條政策都得到了嚴格執行。”有藏民同胞回憶，在云南，紅軍所經過的寺廟均得到了妥善保護，寺廟建筑物及經堂、經書、佛像等完好無損。進駐香格里拉后，紅軍還專門派出了人馬，在喇嘛寺門前站崗放哨，不準紅軍戰士隨意到喇嘛寺游玩。

在居住著漢、回、彝、苗族等民族的柯渡鎮，回輝村清真寺墻上的一條標語，至今講述著紅軍認真執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使少數民族深受教育、鼓舞的故事。

當時，一名紅軍小戰士誤把豬肉帶進了清真寺。紅軍首長知道后，帶這名小戰士登門，向寺里的阿訇賠禮道歉。隨后，朱德總司令又親自接見了清真寺的阿訇和部分回族群眾。朱德不僅詳細講解了黨的民族政策，表達了“共產黨、紅軍和回族人民心連心”的主張，還命令紅軍宣傳員用紫土在清真寺墻壁上寫下了“紅軍絕對保護回家工農群眾利益”的大幅標語。

在柯渡，部分紅軍住在清真寺里，寺里的掌教金阿訇熱情接待了紅軍。兩位紅軍干部到金阿訇家，詢問了當地回族的生產生活及風俗情況，談得十分親熱，金阿訇留兩人吃飯，走時紅軍要交伙食費，金阿訇決意不收。

紅軍的言行深深感動了回民。其間，回族群眾紛紛給紅軍送柴、送菜、送雞蛋，還有老大媽連夜給紅軍打草鞋。紅軍要走了，許多人主動給紅軍帶路，回族青年紛紛要求加入紅軍，有12個青年被紅軍收下，后來編成一個回民班參加長征。

紅軍走后，國民黨到處搜捕紅軍留下的傷病員，強迫老百姓鏟除紅軍標語。為保護寺里的標語，老阿訇和回族群眾冒著生命危險，想了許多辦法。他們砍來燒柴順著墻壁一層層堆起來，把標語全部遮住，才躲過了敵人的一次次搜查。

作為紅軍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的標志，這條長10米、寬0.5米，共14字的標語完整保留到了今天，成為彌足珍貴的歷史遺存。

“紅軍遠征而來，又遠征而去，一語一行對當地影響深遠，在這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在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歷史的回響——長征的云南印記》一書中這樣記述：在紅軍感召下，云南各族青年踴躍參軍，為紅軍補充了新鮮血液，壯大了實力。在不少地方，出現了母親送兒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爭當紅軍的動人場面。

陸定一、賈拓夫到達陜北后，編寫的《長征歌》也記載了這樣的場景：“二月里來到扎西，部隊改編好整齊，發展川南游擊隊，擴大紅軍三千幾。”從云南參加紅軍的數千名優秀兒女，為革命的最終勝利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

本報云南中甸7月24日電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孫海華 見習記者 陳垠杉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7月25日，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