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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會議彪炳長征史冊
——為紀念紅軍長征80周年而作
時光似流水，逝者如斯夫。80年前，紅軍長征走到生死抉擇的關頭，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紅軍。半個月之后，也就是1935年的春節剛過，扎西會議召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李德交出了軍事指揮權，博古交出了中央領導權，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重新開始確立。
扎西會議彪炳史冊，但由于長征途中戰斗殘酷等種種原因，留下可供研究的史料不多，以往在黨史上只是時有一筆。80年后的今天，驀然回眸，感慨萬千，我們透過戰火硝煙隱約看到，歷史的長河在關節點上轉折，巨浪之下總會有一個又一個砥柱中流，我們對扎西會議的歷史地位理應作出新的評估。
大背景：長征途中以遵義會議為核心的“1+6會議”
前不久，為了把扎西會議研究明白，我先后兩次到貴州遵義市和云南威信縣尋訪考察，沿著當年的路線重走長征路，從遵義會議舊址到紅軍山，從四川敘永的石廂子到云南威信的花房子，從“雞鳴三省”的水田寨到扎西鎮的江西會館，一路考察一路思考，回來后查閱了大量資料，把扎西會議的歷史脈絡細細梳理了一番。在尋訪考察中我看到紅軍長征的大部分舊址基本保持了原貌，歷史真實感歷歷在目。
我之所以這樣較真，主要是因為遵義會議是扎西會議的源頭，只有把這個源頭研究清楚了，扎西會議的特有價值才能水落石出。從另一個角度說，扎西會議又是遵義會議精神的延續、拓展、完成和實現，不把扎西會議的歷史地位搞清楚，遵義會議精神恐怕也是不太完整的。回避遵義會議，何論紅色扎西？忽視紅色扎西，也難以說清遵義會議吧？
時間回到81年前的那個秋天，由于黨內“左”傾教條主義領導錯誤，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指揮不當，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敗。為了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包圍，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實現北上抗日的目的，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一個月內突破了敵人三道封鎖線，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時紅軍遭到重大損失。
湘江的五晝夜苦戰，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余人，戰斗慘烈至極。幾十年過去，那里的老百姓還流傳著“三年不食湘江魚，十年不飲湘江水”的民謠。湘江之戰使國民黨當局進一步掌握了紅軍北上的戰略意圖，蔣介石沿途布下重兵，設下一舉殲滅紅軍的包圍圈。面對危局，博古和李德一意孤行，仍堅持按原計劃行軍和錯誤指揮。生死存亡，危急關頭，中央紅軍邊打邊走邊開會，嚴肅審視和果斷決定著中國革命的命運。
依據現有史料分析概括，湘江戰役慘敗之后，紅軍在行軍打仗及短暫休整的路上，中央以遵義會議為核心，先后召開了七次重要會議。我的理解，這七次會議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遵義會議體系，它們既是一脈相承的，又是環環相扣的。不僅如此，統稱的扎西會議也不只是一個會議，它是由幾次會議組成的系列會議。
?。ㄒ唬┩ǖ罆h。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的通道就軍事行動問題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意見，但李德等拒不接受，一定要打到湘西去。
?。ǘ├杵綍h。6天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的黎平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之后紅軍經貴州腹地向黔北挺進，戰略方向雖有所調整，但未能解決實質問題。
（三）猴場會議。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的猴場舉行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
上述三個會議急迫解決的是軍事問題，轉兵貴州免受重圍之困，紅軍取得了一定的主動權。猴場會議后，中央紅軍強渡烏江天險，1月7日占領遵義。
?。ㄋ模┳窳x會議。經過比較充分的準備，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集中精力解決軍事問題。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總結的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洛甫）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毛澤東、王稼祥發言，尖銳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經過激烈爭辯，多數人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的報告和意見。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定取消“三人團”，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者。
在那個寒氣襲人、大雪紛飛的冬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浴火重生，鳳凰涅槃，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總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然而，我們要知道，糾正極端嚴重的錯誤，實現重大戰略轉折，不可能一蹴而就。
?。ㄎ澹?ldquo;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之后的土城戰役，還是打了一場損失慘重的敗仗。這一仗使中央領導集體更加堅定了在軍事上、組織上、領導權上徹底解決問題的決心，于是才有了在威信縣水田寨召開的“雞鳴三省”會議，實現中央領導權的交接。
?。┰鲿h。“雞鳴三省”會議后，中央在云南威信的扎西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常把“雞鳴三省”等在扎西境內召開的會議統稱為扎西會議，本文主要沿用這個說法；但涉及七個會議的梳理，為了使其條理更清晰，此處我把兩者還是區分開了），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
?。ㄆ撸┢垑螘h。扎西會議后，中央紅軍二渡、三渡、四渡赤水，3月中旬在貴州的茍壩召開會議，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中央授予他們軍事全權，統一指揮作戰，周恩來為團長。
這七個會議召開的時間，從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止，可概述為以遵義會議為核心的“1+6會議”。具體順序是：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遵義會議之前召開的三次會議，主要是給遵義會議作準備；遵義會議之后又召開的三次會議，主要是遵義會議精神的延續、拓展、完成和實現。
聚焦點：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在哪里
“雞鳴三省”歷來是個頗有爭議的地方，川滇黔三省起碼爭議了40年，至今仍在爭論之中。這里我引用周恩來、毛澤東的兩段論述，把有關歷史的線索作個簡要回顧。雖然這兩段論述都是非常權威的，但遺憾的是我們的黨史目前還沒有對“雞鳴三省”的地點作出具體的認定。
1971年，周恩來在《黨的歷史教訓》一文回憶說：“……從土城戰斗渡了赤水河。我們趕快轉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貴州、云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總負責人），換下了博古。”周恩來回憶值得深入研究的是，他記得在叫作“雞鳴三省”的莊子，中央換下了博古，洛甫做了總負責人，沒有說是否開會或開了什么會。
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中，也有關于“雞鳴三省”會議的內容：“一九三五年一月黨的遵義會議以后，紅軍第一次打婁山關，勝利了，企圖經過川南，渡江北上，進入川西，直取成都，擊滅劉湘，在川西建立根據地。但是事與愿違，遇到了川軍的重重阻力。紅軍由婁山關一直向西，經過古藺、古宋諸縣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個地方，叫做‘雞鳴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軍隊的強大阻力，無法前進。中央政治局開了一個會，立即決定循原路反攻遵義，出敵不意，打回馬槍，這是當年二月。”
這段話是毛澤東在1962年5月親筆寫的，記憶中恐有不十分準確的地方，但“突然遇到云南軍隊的強大阻力”，這句話特別引起我的高度重視。軍閥割據的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四川境內不大可能遇到滇軍的“強大阻力”，當時蔣介石的軍事部署亦未實現軍閥跨省調遣，那么在“突然遇到云南軍隊的強大阻力，無法前進”的情況下，“雞鳴三省”的會議大概就很可能召開在云南境內了。
后來一些關于博古交權給張聞天的記載，也多沿用了在“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開了個會的說法。正是由于有這個說法，川滇黔三省先后出現了三個稱為“雞鳴三省”的莊子，三個省的黨史研究部門和專家都堅持認為“雞鳴三省”會議是在本省召開的，各有各的道理和依據。
關于“雞鳴三省”會議地點這個歷史謎團，本人多多少少有些發言權。云南扎西水田寨的“雞鳴三省”我去過三次，四川敘永石廂子的“雞鳴三省”我也去考察過，貴州畢節林口的“雞鳴三省”我沿著赤水河徒步考察，因赤水河及渭河的懸崖峭壁阻隔，遠遠望去沒有進到莊子里。
據我的綜合分析，中央在云南扎西（今威信縣）“雞鳴三省”的水田寨花房子開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主要的依據是對當時電文、日記、親歷者回憶的史料。當然，本文不是專門考證“雞鳴三省”會議到底在哪里開的，這里就不展開闡述了。
讓我們把視野再轉回80年前的扎西。1935年2月5日，農歷新年的大年初二，中央紅軍上午從四川敘永的石廂子出發，深夜進入云南扎西的水田寨。從2月5日到2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水田寨的花房子、石坎的莊子上、大河灘的院子以及扎西鎮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至此，統稱的扎西會議延續、拓展、完成和實現了遵義會議精神。
從這個系列會議的過程可以看出，中央在紅軍長征途中開會的特點正如前面說到的，邊行軍邊開會，邊打仗邊開會，既有集中時間連續開幾天會的情況，也有利用打仗間隙或行軍休整零散時間斷斷續續開會的情況，還有一些臨時召開緊急會議果斷決策的情況。具體來說，關于存在爭議的“雞鳴三省”會議地點，實際上它很可能是在深夜開的一次決定重大事項的會議，重點解決遵義會議未能解決的中央領導權交接問題。
對此，1984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清楚地寫道：“可以認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職務，是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雞鳴三省一帶，當中央政治局進行分工時決定的。”由此肯定，中共黨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博洛交權”就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完成。正由于有了“雞鳴三省”會議實質性的交權，才有了后來緊鑼密鼓的幾次會議，進而延續、拓展和完成實現了遵義會議的使命。
我想特別指出，這份調查報告有一句非常關鍵的話，那就是“當中央政治局進行分工時決定的”。我的研判是，“雞鳴三省”會議很可能只有一個重要議題，即中央政治局分工，快刀斬亂麻，解決了領導權問題，然后再說別的事情。據此推論，“雞鳴三省”會議的時間并不長，那時“博洛交權”已屬瓜熟蒂落，不需要召開整天的會議討論研究。
新視角：扎西會議實現三大轉折的里程碑意義
回顧歷史，我們要跳出一個常見的誤區，即不要以為開了某次會議就能夠徹底解決重大歷史問題。會議只是內容與形式統一的標志，會議之后往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黨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的會議尤其如此。坦率地說，我們黨歷史上任何一個重大問題的解決，都經歷了反復求索、困苦卓絕的實踐過程。漫漫長征路上，“里程碑”肯定不止一個兩個。
遵義會議召開之后，紅軍一夜之間就從勝利走向勝利了嗎？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土城戰役的失利，就會清楚歷史真相比歷史結論教給我們的東西更多。打土城戰役，當時求勝心很切，但未能達到預期目的。正是因為土城戰役的失利，才有了后來的四渡赤水，真正實現了紅軍軍事上的戰略轉移。
軍史剖析土城戰役失利的原因，均歸結為由于情報不準而誤導戰役決策，其中有兩個細節耐人尋味。一是紅軍截獲敵人的電報，不知何故把“旅”翻譯成了“團”。敵軍當時的編制是一個旅轄三個團，一個旅的兵力是一個團的三倍。顯然這是重大的錯誤。二是在川敵行動情況通報中，紅軍又將川軍的“郭部”誤判成“廖部”。也是一字之差，把面對裝備精良的強敵當成了不堪一擊的“軟柿子”。兩個細節的錯誤，決定了土城戰役打敗仗在所難免。
我覺得，重新深化認識扎西會議的里程碑意義，還要對遵義會議的未盡事項做個分析評估，才能把扎西會議與遵義會議的關系看得更透徹。
陳云起草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記載了如下決定事項：“（D）擴大會最后作了下列的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傳達提綱最后一個自然段寫道：“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責。”這是一種記述式、完成時的寫法，說明遵義會議后，長征到威信的行軍途中，對政治局常委分工又有一個決定，而且是立即落實了的決定。
從遵義會議到扎西會議，中間經過20余天，而且打了土城戰役這場惡仗。此前，由于被敵人追趕夾擊，遵義會議決定的事項是陸續完成和實現的。一是會議未能形成書面的決議，二是會議精神未能及時傳達貫徹，三是會議定下來的事項未能立即落實。我對決議內容進行分析發現，遵義會議作出的四項決議，有兩項是后來在扎西會議實現的，即“形成遵義會議決議”和“常委再進行適當分工”。
具體來說，從2月5日到2月9日，在云南扎西召開的系列會議（統稱扎西會議），無疑是遵義會議精神的延續、拓展、完成和實現。我對兩個會議歷史地位的界定是，遵義會議作出了重大轉折的總體部署，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紅軍；扎西會議全面具體實現了三大轉折，這就是扎西會議里程碑意義所在。
第一大轉折，在指導思想上，實現了從“洋教條”到“自主實踐”的轉折。扎西會議之前，中央及紅軍的重大決策部署，往往都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辦事，自主實踐空間很小，稍有與共產國際指示相悖的事情，就會受到嚴厲指責。扎西會議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
第二大轉折，在領導體制上，實現了從“個人專斷”到“民主決策”的轉折。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長征以來的種種挫折，都與個人專斷有直接的關系。正如有些回憶所說，就連一挺機關槍放在哪里都要李德說了算。扎西會議結束了李德和博古的個人專斷。
第三大轉折，在軍事行動上，實現了從“硬碰硬”到“靈活機動”的轉折。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紅軍就被德國人和蘇聯人設計的堡壘戰困擾著，不放棄一寸土地，雞蛋撞石頭，結局可想而知。扎西會議后，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日臻成熟，中央紅軍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不和敵人硬碰硬。
我對扎西會議全面具體實現“三大轉折”的概括，可能立意不高，涵義不深，提煉不精。2006年中央黨史研究室印發的《紅軍長征基本史實和重要提法》，實際上是給扎西會議定性：“扎西會議是繼遵義會議后的一次重要會議，對貫徹遵義會議精神，實現黨和紅軍的戰略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個結論是客觀的，也是比較慎重的。至于“雞鳴三省”會議到底開在哪個?。课覀冎灰阉鳛樵鲿h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黨史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最后，我特別想說的是，在長征途經的14個省中相對比較，云南可稱得上是紅軍實現轉折走向勝利的一片熱土和一塊福地。紅軍在云南境內打的都是勝仗，籌糧籌款豐厚，擴大紅軍四五千人，后來巧渡金沙江也沒有多大的傷亡，還得到了十分急需的軍用地圖，這也許是中央紅軍與云南各族人民的特有緣分吧。
作者：任仲然
來源：云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