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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經濟理論在云南的主要實踐及啟示
作者：成信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云南省結合實際貫徹和實踐鄧小平經濟理論，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探索云南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積累了“三結合一體化”、經濟開發與智力開發相結合、沿邊開放等經濟建設經驗，打造出云南煙草、生態旅游、礦產資源開發、生物制藥等許多享譽中外的特色經濟產業。這一歷史時期的經驗，對于繼續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云南實現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鄧小平經濟理論在云南的主要實踐
糾正“一大二公”錯誤，突破產權形式單一的格局，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0年，鄧小平在中央召開的編制長期規劃會議上指出“在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西北等省及貴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之后，云南省開始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內地高寒、分散、貧瘠山區推行土地包產到戶和包交提留到戶，之后才逐步擴大到山區、半山區和壩區，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徹底廢除“吃大鍋飯”的分配方式。在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基礎上，逐步把所有的荒山、林山、草山和輪歇地分別不同情況，以自留山或責任山的形式承包到戶，實行大牲畜私有私養，在國有農林牧漁場（包括華僑農場）內辦家庭農場和實行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提倡農民在承包土地上挖塘養魚，在承包土地上種植和經營果園，增加和建設農村集市貿易點，開辟城市農貿市場，鼓勵農民進城開店辦廠，取消對農副產品的統購派購政策，等等。通過這一系列的改革，到1984年，基本解決了大多數農民的吃飯問題，實現了糧食總產量從1979年的160億斤增加到201億斤，烤煙增長達到124%，甘蔗增長達到140%，茶葉增長達到58%，生豬存欄增長達到33%，農副產品商品率由1978年的26.5%提高到54.4%，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0.6元提高到310.4元，城鄉經濟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少數民族聚居的山區，農民自發地喊出“翻身要靠共產黨，致富全靠鄧小平”的口號，并寫成春聯貼在門上，展示了邊疆少數民族群眾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依靠科技和教育進步，調整產業結構，促使城鄉經濟轉變經營機制和體制。改革開放后，全省貫徹“治窮先治愚”的理念，實行經濟開發同開發智力相結合，在全省所有縣（市、區）成立了農業技術推廣站（所）和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廣泛開展農村掃盲和職業教育，在確保在農村糧食生產供給自足的情況下，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特色經濟。在產業結構調整中，云南城鄉經濟改革互動，一是深化農產品購銷體制改革，按國家規定完成合同的定購糧后，允許糧食自由上市，放開其他農產品價格，由市場調節供求。二是積極鼓勵多種經營，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把農村富余的勞動力轉移到林業、商業、礦產、加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筑建材業等多個行業。三是國有企業實行簡政放權，逐步轉變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間接管理上，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廠長（經理）負責制。在自愿互利的原則下，發展橫向聯合，組建企業集團，重工業生產圍繞市場供給轉向輕工業市場，支援農業、出口和城市經濟建設。20世紀80年代，先后開發出了春花自行車、蘭花冰箱、藍箭汽車、民用光學儀器和民爆產品等自主品牌，特別是煙草行業引進國外卷煙先進生產技術，培育出云南的支柱產業——煙草產業。同時，農村大批養殖戶、家庭企業和聯辦企業的涌現以及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全省糖、茶、酒、毛紡、絲綢、皮革、造紙、制藥、橡膠制品以及日用消費品等雨后春筍般地隨著市場發展起來，全省人民生活得到了顯著改善，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村的小農經濟意識，告別了物資供應短缺，社會生產力得到了空前提高。
培育支柱產業，搞好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實行多種經營和分配方式。1992年，鄧小平南方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后，全省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出售、公司改制改建、增資擴股、股權轉讓與回購、股份合作、兼并重組等改革，促進國有資本在流動中增值，通過大項目培育大產業，大產業帶動大發展，相繼打造出了年銷售收入超過百億元的昆鋼、云銅、云天化、云錫、冶金、建工等集團，實現了企業從體制轉軌到經濟增長轉型，保證了云南經濟的平穩運行和向市場要經濟效益的轉變。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繼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之后，云南出現了農村商品生產基地。如1986年的普洱縣板山茶場，茶場由縣茶葉公司與鄉聯辦，鄉村出土地，出勞動力，茶葉公司籌資，派管理干部和技術干部共5人，組成937人的種茶專業隊，經過5年時間，到了1992年，開發出4000多畝高產密植速生茶園，并試制出名優高檔茶1000多公斤，每公斤出廠價達300元左右，實現了茶農人均收入800多元，當時部分農戶蓋上了新房，買上了自行車、手表、電視機。這一“公司+農戶+基地”和“城鄉結合，科技與經濟結合，開放與開發結合，農、工、商一體化”的“三結合一體化”經營模式，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此同時，西雙版納州、麗江市、大理市等地依托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通過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群眾參與等多種經營方式，大力發展生態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民族風情旅游、休閑度假旅游等產業，打造出了許多享譽中外的旅游產業，實現了云南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發展。
走共同致富之路，促使資源開發利用與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緊密結合。云南礦產資源豐富，有色金屬多，國家大型礦產比較多，建得也比較早，改革開放初期像個舊錫礦、會澤鉛鋅礦等，礦山跟當地農民經常爭礦，經常打架，嚴重地影響社會穩定。1986年，國家批準昆鋼由原來年產60萬噸鋼到1995年達到100萬噸鋼的改擴建計劃后，原料供應地選在玉溪市新平縣魯奎山馬臘依主體礦區。由于礦產資源牽涉當地群眾利益，為了化解矛盾，昆鋼和玉溪市新平縣達成聯合開發的協議，由昆鋼投資，新平縣負責開礦，用鄉鎮企業的形式管理，當地農民參與開采礦石，昆鋼進行冶煉和經營等方式進行開發。據當時的物價測算，建設年產50萬噸的鐵礦，需要投資6000萬元，其中礦山用水就需要400萬元的投資。走聯合開發辦礦的辦法后，昆鋼冶煉用水就用當地水庫蓄水，企業辦的學校、醫院、文化娛樂設施等由昆鋼給當地一些補貼，加強一些修補就能用上，減少了昆鋼當時不少的重復投資，昆鋼節省了一半的建設費用。如昆鋼采用合同制招收當地民族工人參與采礦，簽訂合同各自履行責任和義務，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社會分工，融洽了民族關系，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1989年，礦區農民興辦起碾米、磨面、米線作坊，鐵礦區建成后，山上的農民變富了，人均產糧420公斤，純收入達354元，當時群眾實現了生產致富。這種“少數民族離不開礦山，礦山離不開少數民族”的礦群關系，為民族地區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實行“走出去”“請進來”的戰略，以開放促進大發展，從末梢走到前沿。改革開放后，云南先后引進89臺（套）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卷煙設備，實現了卷煙生產流程的自動化流水作業；昆鋼引進瑞士、德國、美國等先進生產技術，1993年實現了百萬噸鋼的夢想；世界500強企業芬美意香料、貝克諾頓制藥、花卉競賣中心等23家企業落戶云南，實現從初級產品加工逐步向制成品加工的轉變，有力地促進了云南外向型經濟發展。同時，云南也加大沿邊、沿江、沿路的開放力度，國家對昆明市實行沿海開放城市政策，畹町、瑞麗、河口開放為邊境開放城市，全省開放了20個口岸，開通了100多條邊民互市通道。自1993年以來，每年舉行一次“中國昆明出口商品交易會”。21世紀初，云南與相鄰省區共同合作修通了南昆鐵路、內昆鐵路，深化了以上海、浙江為重點的“長三角”合作，以廣東為重點的“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合作，勞務輸出和東部產業向云南轉移，有力地深化了云南與國內外的經貿交流合作，云南逐漸成為中國面向東南亞、南亞商品貿易的通道和基地。全方位的改革開放，改變了邊疆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和飛躍發展。
鄧小平經濟理論在云南實踐的主要經驗啟示
只有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才能調動群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改革的“紅利”。鄧小平說：“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作為全國的指導。”這充分表明，經濟改革必須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敢于先行先試，勇于吸收群眾對改革的期盼和愿望，才能突破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調動廣大群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激發經濟發展的活力，釋放改革的“紅利”。
只有按經濟規律辦事，才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實現經濟協調持續發展。鄧小平說：“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發展速度不要太快，要適當控制速度，否則配套跟不上，能源、原材料、資金都跟不上，特別是不能為下世紀發展的后勁打下很好的基礎。”這充分表明，發展經濟必須遵循經濟規律，只有正確處理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比例關系，加強交通、生態環境等基礎設施建設，才能發揮市場促使資源、技術、資金、人才、勞動力等的有序有效流動，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只有堅持對外開放，促進經濟合作交流，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提速增效。鄧小平指出，“不搞市場，連世界上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這對于云南邊疆民族地區來說，只有克服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畏首畏尾等狹隘落后的觀念，堅持“走出去，請進來”對外開放的辦法，加強國際、省際、地縣間、企業間的合作交流，才能拓展國內國外市場，運用先進的生產方式，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
原載2014年《社會主義論壇》第9期“理論輔導”
(作者單位：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
